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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讓鄰居帶封信給轄區派出所所長佟君

  我讓鄰居帶封信給轄區派出所所長佟君,讓他到我家來喝酒,他爽然答應。飯桌上,我向佟所長交待說:離婚。先把竺青的戶口遷回她娘家,這是房本,這是身份證,再給找個M區婚姻辦事處的人辦離婚手續,這是申請,這是協議,這是照片。佟所長看了申請說,真離?我說,真離!我這么老了,不能再耽擱人了。真相只字未提。他說,你真高尚,我說當然。他大包大攬,說,你們等著,到時候兩人去摁手印就行了。
  我仍舊沉浸在舊情的回憶中,那是怎樣一段綺麗婉約乃至帶些凄楚的戀情,那是只有詩歌和傳說中才有的愛情故事呀!我忍不住再次為之動情,為之落淚,想到為她的幸福我不得不讓她離開我,歉疚之情不斷地向心頭涌來。是的,我想給她帶來更多的幸福,我努力過,而眼下明擺著我做不到了。用什么表達我的心意呢?將我們所有的一點兒可憐的家業連同我的余生,全部奉獻給她和我們共同創造的孩子。我只能做這么點兒了。于是,我又重寫了一份離婚協議:
  我仍然沒想到這話暗示什么,或預兆著要發生什么,或是已經發生了什么。
  我仍然想跟她在沒有別人的屋子里坐著,看著,說些什么,什么也不做。古詩里常有人描寫過這種境界:“不如向簾兒底下,聽人笑語”(李清照),“湖水湖風涼不管,看汝梳頭”(龔自珍)。這境界在別人看來也許很乏味,很無聊,但它適合我的性格,我的情趣。你指望一個胸無大志、不打算叱咤風云的人做點兒什么呢?于是我又動念,想約她再去圖書館度一個良宵,哪怕只談談功課,談談高考。
  我仍然像中學時那樣熱愛美術,很熱心地參加市里的美術活動。我畫過知識青年在蒙古包,畫過如磐風雨中的魯迅,參加過全省美展,并借此認識了許多同好。
  我若是富家子弟,若是有如今的閱歷,我會立刻上街把全聚德烤鴨與香檳酒買來。可當時我不會,也不懂,并且沒有能力。
  我傷感地拿起一塊白紗蒙住了他的五官,直起身來,算是完成了與他的訣別。在我行將離開這屋子的時候,由不得掃視了一下屋里的一切。那是他連接屋頂的書架,上邊有《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》、《古文觀止》、唐宋詩詞和外國名著,這些都不再有用了。那一摞日記本、筆記本,可以賣廢紙了。還有這間屋的宣紙、墨汁、印泥,完成的未完成的和打算寫畫的,都不再需要他勞動了。那兩只文鳥和魚缸里惟一的一條小魚,都不必他再為之操心了。這里的一切,連同這所房子,連同這個城市,以及太陽、月亮、春、夏、秋、冬,都與我無關了。對世界來說,我消失了,對我來說,世界消失了。并且是永遠。
  我什么時候能畫一本小人書,也印出來放在小人書鋪里,打開第一頁就有我的名字,親戚、同學看了,該用什么眼光看我呢?
  我審視良久,答不上來。但肯定不是我叔叔。那是誰呢?我嬸怎么跟另一個男子照過這種照片,并且這種照片怎么能出現在這個家庭里呢?結過婚或有過外遇的證據也不該拿給小輩來看呀!看看眼下四周的氣氛,也不像家里發生了什么事件,我的確被弄懵了。
  我嬸在這個家族中做了個合格的媳婦,少言寡語,喜怒不形于色,雖然并不親切,可也挑不出大毛病,對我們家不可能有真摯的親情,卻也不像后奶奶那么明白地不懷好意。
  我始終堅信,我們的感情基礎是永遠不可動搖的,它像她畫的白孔雀踩著的大青石,堅實可靠。除了世界毀滅,沒有力量能改變它,哪怕一瞬!當年她的家人為了讓她改變主意,帶她到南方走了一遭,勸了一路,甚至把“即使跟他如何了也別在意”的話都說了,無效。他們全家為她的事哭成一團,軟禁她,威脅她,無效。娶親的大難題又沒難倒她,家里幾年不承認的難題沒難倒她,還有什么可以動搖得了她的呢?我周圍的朋友吃喝嫖賭的啥玩意兒都有,我只做朋友,無論朋友怎么邀請,我從來沒去過彼類下賤的地方。我身邊向我示意的女人不是沒有,我總是把她們推給竺青做朋友。竺青兩個夏天帶孩子去大連,我心旌不動地度過兩個暑假,十分理智地完成了“為她守節”。那感覺真是高超、靜穆,有如佛前的阿難迦葉。
  我是個構不成故事的平庸孩子,從小就沒顯示出什么不同于人的超凡之處。“沒坐過監牢的人是個不完整的人”,這是名人名言。十八世紀法國作家讓·盧梭就是個自知與眾不同的人,他說“大自然塑造了我,然后把模子打碎了”,不可能再有第二個盧梭了。而我呢,我只是上帝批量生產中捎帶出的一個粗糙制品,“它不經意地塑造了我,然后把我忘了。”
  我是個生性怯懦的人。從電影里看到蘇聯集體農莊的青年男女手拉手圍著篝火繞成圓圈,摟摟腰,甩甩頭,跳得很歡快。那是絕對不涉淫邪的青年人的活動。我心里好生羨慕。但即使我身邊有這種活動,我都不會參加的。我是木頭。靦腆在我心靈的四周立起了透明的屏障,我無法突破,只好另辟蹊徑,于無人處找尋屬于我的世界。
  我受到別人欺侮的時候很想做一名壯漢,一名武林高手或黑道老大,把他們的脖子擰斷。但情知其不可,只好在遇上強者時繞道而過。我對考不上大學的前景連想都不敢想,那是一片渺茫,是深不可測的無底洞,我將墮入其間,在無所倚托的黑暗中聽天由命地墜落下去,直至消亡。
  我數著日歷等待著春天。一九八六年來臨了。
  我甩手讓竺青管家管錢了。她熱愛生活,不想像老一代人一樣去過“縫縫補補又三年”的日子。她發狠要讓這個家跟上時代,一套黃黑相間的真皮大沙發搬進屋來,耗資僅六千元。伶伶高興地在上邊睡了一夜,說是挺好,挺舒服,掉不下來。竺青把舊的、過時的和已不合身的衣服很有大將風度地處理了,“占地方,留也沒用!”我心疼地張張口,卻沒說出什么來。
  我說:“給我撓撓后背。你是我的熱水袋,還是癢癢撓!”
  我說:“我有心事,說了你老人家也不懂!”
  我說過,我有圖書館的鑰匙。
  我送她下樓時,才發現她來時嘴上的玫瑰色唇膏一點顏色都沒了。
  我肅立著向這個身體憑吊。
  我雖然故作清高,把物欲看得很淡,卻六根未凈,也有心動的時候。
  我所以要引用這段日記,是有感于志成少年時之窮苦,也為自己的養尊處優深感羞愧。那時我不但不幫家里干什么,甚至長久地連家都不回。只在爸媽或弟妹來叫的時候,才不得不離開大雅堂一會兒。
  我太自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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